第二，产业转移导致商品贸易的进口需求增加。

因而一阶变量对事物有明显影响时，二阶变量可以忽略不计。当法律正当程序被遵循，行政官员对权力的滥用就会受到抑制，普遍的侵权腐败就会显著减少。

在实施中，如果有另一政策文件与之冲突，也会优先执行那些文件。反过来，压制公民自由抱怨的行为比所有其它侵犯权利的行为的罪恶都大。因为如果形势好转，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又不那么是当务之急，就又有可能回到侵犯民营企业产权的道路上去。如果经济增长率为零，每年新增1300万劳动力就无处就业。只有当一阶变量适宜而稳定，二阶变量的作用才能突显出来。

最简单的作法，就是将现在几千亿元用于不当行政行为的资金转用于法治建设，即增加法官人数，维护当事人和律师正当权利，设立中央政府的巡回法庭，等等。例如，民营企业家会突然身陷囹圄，财产被低价拍卖，如吴英。对面临困难仍能救活的企业采取提供短期贷款担保、降低利息负担，帮助企业招工复产，促进供求衔接，疏通交通运输物流渠道等措施。

过去半个世纪，世界各国最终消费与资本形成的平均比例基本保持在82:18左右，高收入和不包括中国的中高收入国家也基本在这个比例附近。中国在上世纪80-90年代平均比例为62:37。第四，对未纳入失业保险和未领到保险金的失业者发放生活救济和提供临时工作，包括建立劳动密集、公益性好的以工代赈项目，提供短期就业机会。还应尽快制定永久性减轻企业社保缴费负担、扩大以国有资产补充社保基金的政策措施。

大规模投资项目完成后，能够推动某些相关领域快速增长，但由于投资方向过于集中，也很可能导致产能过剩。实证研究证明，本世纪10年代的政府投资大规模扩张期间和之后确实出现了市场化程度下降、收入分配恶化、腐败趋于严重的情况。

政府支出结构需要进行实质性调整，转向以改善民生为中心的轨道。这个相当高的资本形成率对我国的高速增长起了重要作用。近年来虽然资本形成减缓，但上述比例仍然在54:45左右，消费率仍然过低，资本形成率仍然过高。但自2000年以后，资本形成率进一步大幅上升，2010年一度达到48%，消费率大幅降到49%以下（其余3%为净出口）。

其三，一个时期以来，民营经济增长乏力，民间投资活跃度下降，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据不完全统计，其中9个省份公布的新投资计划，合计总投资规模23.12万亿元。资本形成率显著高于世界各国民生优先还是投资优先，是两种不同的思路，得失利弊，必须权衡。

进入 王小鲁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民生 企业复工 新冠肺炎 。但做好了，就能以较低的代价使企业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经营，市场需求尽快恢复，减少企业倒闭，减少失业，促使经济止跌回升，财政来源也就有了保障。

面对疫情给经济带来的巨大冲击，是用有限的资源首先解决民生问题和为面临困难的企业解困，还是再搞一轮大规模投资扩张？近日媒体报道，全国14个省市发布了2020年重大投资项目计划。但自2000年以后，资本形成率进一步大幅上升，2010年一度达到48%，消费率大幅降到49%以下（其余3%为净出口）。

大规模投资项目完成后，能够推动某些相关领域快速增长，但由于投资方向过于集中，也很可能导致产能过剩。这一教训值得各级政府认真吸取，需要从碰到问题就搞大规模政府投资的习惯思路中走出来。其一，大型投资项目普遍资本密集度高，投资规模大，周期长，收效慢，回报率不高，对大多数行业和现有的企业摆脱困境远水不解近渴，就业带动作用较弱，还会挤占本可用于民生和企业解困的财政和银行资源，短期内对利税增长也不会有什么贡献。有时市场功能受到阻碍或在某些领域失灵，政府的合理调节可以弥补市场不足，改善资源配置。以上这些措施都需要政府财政额外付出。因此合理的结构调整方向，应当是顺应投资率继续适度回落的市场趋势，保持合理有效的适度政府投资，着力改善居民收入，改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改善收入分配格局，促进消费回升。

大规模政府投资占用大量信贷资金，减少市场可支配资金总量，会对民营经济产生进一步的挤出效应，不利于协调发展。大力减税降费并尽快落实。

其结果，企业可能倒闭更多，失业更多，财政困难和负债也更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反而减弱。其二，以往的经验证明，政府大规模投资虽然短期能拉动冶金、建材、能源等少数行业快速增长，但一旦大规模投资浪潮结束，这些行业往往会陷入产能过剩境地，并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

如果民生优先，当务之急有几件事： 第一，继续抓紧防控和医疗支持，争取尽快结束疫情。中国在上世纪80-90年代平均比例为62:37。

但投资绝不是越多越好，过高的资本形成率和过低的消费率导致了需求结构失衡，消费不足而产能扩张过快，使各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对各地受疫情影响生活困难的家庭也要实行紧急救助和提供服务，暂时不能复课的地区要尽快普及停课学生的网上教育。近年来虽然资本形成减缓，但上述比例仍然在54:45左右，消费率仍然过低，资本形成率仍然过高。对面临困难仍能救活的企业采取提供短期贷款担保、降低利息负担，帮助企业招工复产，促进供求衔接，疏通交通运输物流渠道等措施。

这一变化是持续的货币宽松和一轮又一轮的大规模政府投资带来的。实证研究证明，本世纪10年代的政府投资大规模扩张期间和之后确实出现了市场化程度下降、收入分配恶化、腐败趋于严重的情况。

在完成解困后，仍然要继续改善民生，补充短板，包括实现两亿多新城镇居民市民化和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全覆盖，改善税费结构以减轻企业负担和促进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改善公共医疗、教育、养老、保障性住房等服务体系。政府支出结构需要进行实质性调整，转向以改善民生为中心的轨道。

过去半个世纪，世界各国最终消费与资本形成的平均比例基本保持在82:18左右，高收入和不包括中国的中高收入国家也基本在这个比例附近。据不完全统计，其中9个省份公布的新投资计划，合计总投资规模23.12万亿元。

第三，帮助企业解脱困境，促进恢复生产经营。市场经济要求均衡发展，实现资源优化配置。需求结构优化，将使经济摆脱结构失衡导致的增长疲软，给经济增长带来新的动力。过去的经验教训还证明，在社会监督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大规模政府投资还往往给寻租、腐败创造机会，恶化收入分配格局。

其四，我国长期存在需求结构失衡。如果投资优先，把有限的资源用于新一轮大规模政府投资，虽然能对拉动经济回升起一些作用，但诸多负面影响不容低估。

资本形成率显著高于世界各国。这是近年来经济增长疲软的重要原因。

似乎又一轮大规模政府投资扩张又在眼前，而且规模可能比以往更大。本世纪10年代双宽松政策下的超大规模投资造成了严重结构失衡，对经济带来长期不良影响，至今尚未彻底摆脱。